上周三傍晚，我在铜锣湾某栋商厦楼下等人。
正是补习班下课的高峰期，电梯门一开，涌出一群背着大书包的孩子。有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走在最后，肩膀垮得像背了两袋米。他妈妈迎上去，第一句话不是“累不累”，也不是“饿不饿”，而是——
“今天课堂测拿了多少分？”
孩子没吭声。妈妈翻出试卷，借着大厦大堂惨白的灯光扫了一眼，然后那段三十秒的沉默里，空气像被人抽走了。
“错八道？十三道题你错八道？！”
孩子哇地哭了。不是那种撒娇的哭，是憋了一整节课、憋了一整个下午、终于绷不住的那种嚎啕。
他一边哭一边说：“妈妈，我真的有认真听，但我听不懂……”
他妈妈没再说话，只是把他拽走了。我看着那对背影消失在铜锣湾的人潮里，忽然想起一句话：
孩子不会因为被骂而突然变聪明，但他会因为总被骂而认定自己很笨。
一、
我做教育观察快十年了，见过太多这样的孩子。
他们不是不努力。课堂笔记记得密密麻麻，错题本抄得整整齐齐，周末不是在补习班，就是在去补习班的路上。但成绩就是上不去，尤其数学——像是有一堵透明的墙，怎么撞都撞不破。
家长急，老师急，孩子自己更急。
但急有用吗？骂有用吗？再加一节课有用吗？
没用。
因为问题的根源，从来不是孩子“不够用功”，而是他一直在用不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学一门需要特定思维路径的学科。
就像给近视的人配一副老花镜，度数再高，也看不清近处的字。
二、
我认识一个叫Ian的男孩，就是那个“透明墙”受害者。
Ian妈妈找到我的时候，语气里全是疲惫：“老师说他上课很安静，从不捣乱，但一问三不知。我每天陪他写作业到十一点，一道题讲五遍，他还是写反。”
我问：“你讲题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方法？”
她说：“就……正常方法啊。列算式，算出来，答案写在等号后面。”
我又问：“那他卡在哪一步？”
她想了很久，说：“他好像……看不懂题目在问什么。”
那一刻我忽然懂了。Ian的问题，不是计算能力，是翻译能力。
题目说“比哥哥少3颗糖”，他脑中没画面；题目说“平均分给4个人”，他脑中没动作。文字从他眼前飘过，留不下任何痕迹。
这不是笨。这是从“具象思维”到“抽象思维”的那座桥，还没搭好。
三、
后来Ian妈妈带他试了Sinobus。
第一节课，老师没讲题，先问Ian：“你喜欢吃什么水果？”
Ian小声说：“草莓。”
老师打开白板，画了16颗草莓。然后问：“如果把这些草莓分给4个好朋友，每人几颗？”
Ian数了数：“4颗。”
老师又画了16颗草莓，说：“如果这是你摘的草莓，你比妹妹多6颗，妹妹有几颗？”
Ian愣住了。
老师没急着给答案，而是把草莓分成两堆，一堆标“我”，一堆标“妹妹”，然后慢慢移动草莓，让两排对齐。
Ian盯着屏幕，忽然“哦”了一声。
那一声“哦”，让Ian妈妈差点哭出来。
四、
后来Ian妈妈跟我说，她终于明白自己错在哪了。
她过去讲题，用的是“成人的抽象语言”——符号、等式、未知数X。这些东西对大人来说理所应当，但对七八岁的孩子，那是天书。
而Sinobus的老师，用的是“孩子的具体语言”——画图、分水果、摆积木。
同样是分数，大人眼里是1/3，孩子眼里是“一块披萨切成三片，我拿一片”；
同样是倍数，大人眼里是“A=3B”，孩子眼里是“我搭三块乐高，你搭一块，我的城堡是你的三倍高”。
数学不是不会，是翻译错了。
五、
三个月后，我再见到Ian，他正在麦当劳给爸爸讲题。
他拿着一张皱巴巴的收据，跟爸爸解释：“你看，套餐A比套餐B贵12块，但套餐A多一杯饮料和一个汉堡。如果我们单点饮料和汉堡，要比12块更贵，所以套餐A划算！”
他爸爸一脸震惊：“你怎么算出来的？”
Ian骄傲地扬起下巴：“我没算，我画方块图了。”
那一刻我忽然想：这孩子以后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也许不会是奥数金牌得主，也许不会进天才班。但他这辈子，再也不会怕数字了。
他找到翻译器了。
六、
很多家长问我：新加坡数学到底牛在哪？
我说，牛就牛在它承认孩子是孩子。
它不指望一个八岁的小孩，能凭空理解抽象符号。它愿意慢下来，把数学翻译成方块、格子、水果、巧克力棒。它不催你，不骂你，它只是耐心地等你画出那条方块图，然后恍然大悟。
这不叫放水，这叫尊重认知规律。
真正的鸡娃，不是把孩子逼成做题机器，是帮他找到适合他的梯子。
梯子对了，山顶自然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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