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我們提到中文網課補習被明令禁止以及“巨大黑市”。那麼我們一起來看看這是為什麼吧~
通過與其他家長交談，Tao 還設法找到了被關閉的中心的替代品。現在，她將孩子送到兩名私人英語輔導老師、兩個中文閱讀和寫作技能輔導中心以及一個數學奧林匹克項目的班級。
“他們從不公開宣傳他們的服務；他們的聲譽通過口口相傳傳播開來，”Tao 說。 “我認識的大多數孩子的課程被取消的父母都找到了新的替代課程。”
我的女兒參加了更多的課程，而我為他們支付的費用甚至比“雙倍減免”政策之前還要多。
——吳曉曉，家長
香港的另一位家長吳曉曉也做過同樣的事情。去年，當她女兒的英語輔導中心被關閉時，吳女士與當地另外兩家家庭合作尋找解決辦法。他們很快就找到了一位外國英語家教，他同意為他們的孩子組織私人三對一課程。
“就像我在黑暗中看到了光，”吳說。 “所有大型補習中心都關門了，我不知道該去哪裡。有一件事我不會妥協：我的孩子不應該停止學習，只要她能應付得來。”
吳住在香港市中心——這個地區因名額競爭激烈而臭名昭著。雖然只有 7 歲，但她的女兒已經踏上了學業的跑步機。今年夏天，她將參加兩個英語課程、一個中文課程和數學課程，以及一系列非學術課程：繪畫、芭蕾舞、計算機科學和游泳。
“她參加更多中文網課補習，而我付的錢比‘雙倍減免’政策之前還要多，”吳說。
【隱性成本】
“雙減”運動的主要目標之一是防止父母在孩子的教育上花費巨額資金。送孩子去多個補習中心已經變得如此普遍——而且成本如此之高——以至於許多中國夫婦推遲了生育更多孩子的計劃。
但在某些情況下，這項政策導致像吳這樣的父母為私人班支付的費用比以前更高。負擔得起的大眾市場輔導服務——例如新東方和其他大公司提供的輔導服務——已經消失，只剩下更小、更貴的選擇。
在禁令之前，吳某每年只支付 2 萬多塊錢，就可以把女兒送到英語補習中心。現在，她為三對一的私人課程支付了雙倍的費用。加起來，女兒的額外學費每個月要花去她家一萬元左右。
對於吳和她的丈夫來說，費用是可以控制的：他們有一份不錯的白領工作，他們的年收入加起來超過 100 萬元。但很多家庭就沒那麼幸運了。香港夫婦的平均收入約為其中的四分之一。
“家教更貴……現在，連一般的中產家庭都負擔不起；只有中上階層才能做到，”Cherng 教授說。 “當制定這些政策時，往往是關於後續行動：政府如何執法，如何確保它不僅僅是為精英提供更多優勢。”
家教更貴……現在，連一般的中產家庭都負擔不起；只有中上階層可以。
— Hua-Yu Sebastian Cherng，學者
雖然吳並不擔心課程的費用，但她確實擔心女兒繁重的日程安排。她說，在香港，隨著年齡的增長，孩子們開始參加更多的私人課程是很常見的。
“我認為目前我的安排並沒有讓我的女兒處於非常緊張的境地，”吳說。 “但我不知道當她進入高年級時，是否會因為額外學習的壓力而感到困擾。”
但吳覺得她別無選擇：她知道女兒的很多同學整個暑假都要補課，她不想讓女兒落後。 “雙降”政策正是針對這種自我強化的社會競爭循環——在中國被稱為“內捲”——而設計的。
“有時候，我也很困惑，為什麼北京和上海的父母要如此瘋狂地準備孩子，”吳說。 “但當整體氛圍如此時，我覺得有必要讓我的女兒參加那些中文網課補習。我對此並不高興，但我必須這樣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