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胡女士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送孩子去上海上暑期學校。第二年，成本上漲。儘管如此，她和她的伴侶還是支付了費用，這就是香港兒童中文閱讀理解補習的競爭力。
“我兒子五歲開始學習英語。如果我們不這樣做，我擔心他會被拋在後面，”她說。
胡和她的丈夫是支付課外私人補習費用的絕大多數父母之一——調查估計，2016 年有學齡兒童的家庭佔 65%，今年這一比例高達 92%。這些課程的成本往往令人瞠目結舌，為一個價值超過 1500 億美元（1080 億英鎊）的行業做出了貢獻。
城鄉、省與省、一線城市與低線城市之間的教育質量和資源差異很大。大學名額相對學生人數少，名牌大學就更少了，集中在東海岸和大城市。正是在這些領域，私人補習在過去十年中呈爆炸式增長。
“教育和健康是人們目前最關心的兩大問題，”社會學家、倫敦國王學院國際發展高級講師劉野博士說。
“香港兒童中文閱讀理解補習供應迎合了城市家庭的需求，”劉說。
“因為獨生子女政策，城市家庭把教育作為投資渠道，再生產文化資本的特權——好大學、出國留學。他們需要私人輔導因為競爭如此激烈。
劉認為，在國家教育體系仍然不平等且競爭激烈的情況下，改革不會自行奏效。
“如果我們不解決[全國]教育分佈不均的問題，那麼孤立私人補習是沒有好處的……鎮壓行動並沒有伴隨更多的政策建議來減少教育供應、資源和機會的不平等分配。”
隨著民辦教育行業的發展，它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和權力，包括劉在內的觀察人士認為，該政策的第二個主要目的是像當局對大型科技公司採取的措施一樣打擊該行業。
在過去的一年裡，中國當局以反壟斷運動的名義，對包括騰訊、滴滴和阿里巴巴在內的大型企業進行了調查、金融命令、制裁和公開批評其高管。
儘管中國領導人已發出打擊行動即將到來的跡象，但 7 月的公告讓整個行業措手不及。它引發了一些在紐約和香港交易所上市的輔導公司的股價下跌高達 60%。
高途科技、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和在美國上市的好未來教育集團等一些最大的公司在知道幾乎沒有能力抵制中國政府的命令後，發表聲明稱新政策不是好消息為他們，但他們會遵守指示。
“新規定將對其學齡課外服務業務產生負面影響，”高途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這可能會損害公司的利潤和未來前景。儘管如此，公司將積極請示並配合當局。”
有一些討論認為，改革還旨在通過降低撫養孩子的成本來推動中國避免迫在眉睫的人口危機的努力。
生活成本高、工資低、工作時間長和向上流動性小，導致出生率急劇下降。許多對改革的反饋——包括來自胡的反饋——表示，改革的力度還不足以改變任何人對生孩子或更多孩子的想法。
中國一家媒體在社交媒體平台微博上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在 2,400 名受訪者中，近 70% 的人表示，他們認為政策改革不會減輕父母的壓力。只有 18% 的人認為這會部分或完全緩解壓力。
在香港，胡女士表示政策的用意是好的，她現在會在假期花更多時間陪孩子進行戶外活動，香港兒童中文閱讀理解補習同樣不可缺失。
然而，她和許多人一樣擔心其他家長會把錢花在私人個體教師身上——這是一個難以監管的行業，尚未成為改革的目標——這將維持甚至加劇教育差距。
“父母送孩子上課外學校在經濟上和精神上都是挑戰。人們可以看到孩子的優秀背後有成堆的現金，”一位只透露姓張的家長兼律師說。
“與此同時，我擔心父母將不得不承擔孩子的所有教育負擔。成績好者佔上風，其他人將被遠遠甩在後面。”
劉說，政府需要多樣化和促進教育途徑，鼓勵和資助更多學生——尤其是來自社會經濟地位較低地區的學生——參加香港兒童中文閱讀理解補習。